编者按：2023年2月9日，第十六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召开。10位专家学者围绕“河洛文化：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主题开展研讨交流。河南科技大学教授薛瑞泽讲话内容如下。
摘要：黄河流域地域广阔，黄河文化具有多元特色。位于边陲地区的河湟文化、河套文化乃至三晋文化与燕赵文化的北部地区，由于处于与少数民族交往的前沿，草原文化影响到了这些地域文化，其文化中有许多草原文化的因素。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河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多样化的自然环境使河洛文化有了独特的生发环境，政治环境的优势使河洛文化代表着国家文化，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河洛文化的内涵与特点表现出在黄河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引领黄河文化发展的走向。黄河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既是地域文化也是流域文化，因而研究黄河文化离不开黄河所流经的地区，即黄河流域。河流、山川成为黄河文化的主要载体，附着于大地之上先民创造的多样化物质财富成为标志，再加之数千年来前贤的精神创造，共同构成了黄河文化的全貌。河洛文化作为黄河文化“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众多的地域文化共同构建了黄河文化的理论框架。对黄河文化理论体系中河洛文化历史地位的正确评价，是弘扬黄河文化精神，深入认识河洛文化所必须的探索。黄河文化作为中国北方地区的地域文化，地域范围非常广泛，文化风貌千差万别，各有特色。黄河流域自上而下分布着河湟文化、河套文化、三晋文化、关中（三秦）文化、河洛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因为东西跨度大，各个地域文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黄河文化的多元化特色。河湟文化为产生于河湟地区典型的地域文化。河湟地区西倚青藏高原，介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系达坂山与积石山之间，古指“三河间”，即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流域，是由湟水和黄河冲积而成的两个谷地的统称，又称作“河湟谷地”。因为居于西北一隅，地理环境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气候干燥，降雨量少，但因为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流经，所以河湟谷地自古及今是农业发达的地区，文明由此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河湟文化“代表了中华文化内部的边陲文化，是一种连接地带中介型、支汇型文化”。在河湟谷地因为黄河上下游地理环境的差异，也形成了上下游、左右岸、不同段的多元文化。其文化表现为史前文化、红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现代文化等，并形成了元汇聚与对外发散性、多重边缘性与开放包容性、中华内向性与国家认同性、多样性与互补性等特色。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下，河湟文化作为西北边陲兴起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明在边陲地区萌生与发展的典型代表。河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所呈现出的文化风貌亦是如此。河套地区从地理单元上看，以今天的后套地区为中心，向西可以抵达银川一带，向东与山西省接壤，南跨黄河包括鄂尔多斯，北依阴山山脉。河套文化是黄河进入黄土高原之后的河套地区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产物，因而其文化风貌既有农耕文化的特色，也有草原文化的特色。这从河套文化发展的几个历史时期即可得以完整证实。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这里演绎出民族交流的多彩华章，并且形成了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特色，构建起胡汉交融的文化体系，文化发展的多层次性明显。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河套地区成为中原地区王朝的北部防御要地，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必经之路。河套文化作为北方边陲地区兴起与发展的文化，是中华文化在边陲地区发展的又一典型。三晋文化是产生在三晋地区的文化，是三晋地区纳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序列的过程以及结果。三晋地区地理环境对三晋文化风貌影响较大，东西为太行山与吕梁山，中间为汾水流过。南北跨度大，气候环境南北也有较大区别，所以文化风貌差异较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三晋地区是多民族融合的地区，成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在三晋北部地区汉族受少数民族影响较大，汉族胡化色彩明显，而在南部地区是汉族聚集区，民族融合多是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之中，即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三晋文化是处在草原文化向河洛文化过渡地带，表现在农业经济上，代北地区以一年一熟制为主，三晋地区南部为两年三熟制。这种特殊的过渡性，既形成了三晋文化的特色，也使三晋文化成为河洛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的天然隔离带。关中文化（三秦文化）是产生于关中地区的文化。关中地区包括今陕西的中部和北部、甘肃的东部和宁夏的南部，关中地区地域范围内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上都比较相似。关中文化的表现形式以传统的农业经济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且呈现出中部渭水流域以灌溉农业为主，北部地区则以旱作农业为主，在北部地区因为接近河套文化，历史时期是少数民族不断进入的地区，受少数民族生存方式的影响，农牧业经济也很有特色。燕赵文化是燕赵地区融合周边地区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东北亚地区文化而形成的特色文化。由于南北跨度大，所以南北文化差异较大，北部地区以燕文化为特色，因为接近少数民族活动区域，更多的具有草原文化特色。南部地区以赵文化为主，是农耕文化。因为南北文化风貌的差异，对社会经济、社会价值观都产生较大的影响。赵都邯郸在战国时期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齐鲁文化是产生于齐鲁地区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以强大影响力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齐鲁文化虽然是产生于齐、鲁两个不同的地域，但因为两地近邻，所以学术界往往将齐鲁文化并称。两种地域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在早期的道路并不相同的，但到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建立，在封建统一的政治体制下，齐、鲁文化才逐渐融合，成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通过黄河流域主要地域文化考察可以发现，各个地域文化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地域性，每一个地域文化都深深打上了地方的烙印。从各个地域文化的地理位置来看，因为大多与草原文化相连接，都或多或少受到来自草原文化的影响。由于汉族仍然是边陲地区的主要居民，农耕文化在相关地域文化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黄河文化。河洛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地理位置有别于黄河文化的其他地域文化，所以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其他地域文化差异较大，客观环境与政治氛围所带来的优势使河洛文化显现出独有的特色。首先，河洛地区地处黄河中游，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以洛阳为核心的河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洛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迁曾经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道出了洛阳商业交通的优势。司马迁还举出了师史经商所及地区，“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主要是凭借“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天下中心的优势。交通位置优越，为经商提供了便捷。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治驰道”，通往东方广大地区的驰道就是经由河洛地区，并最终实现对全国的控制。到了西汉时期，驰道仍然使用，汉景帝前六年，曾“伐驰道树，殖兰池”，这说明经由数十年驰道旁种植的树木已经长成大树。汉武帝对养育自己的乳母非常照顾，“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驰道虽然是供皇帝专用的道路，但是与此相关的普通人行走的道路必然存在。《集解》应劭曰：“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汉书·贾山传》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这表明是天子所行的驰道与民用道路联系在一起，中间供天子行走，两旁供民众行走。河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天下的交通中心，从而使河洛文化能够快速传播到其他地区。两汉时期，河洛地区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更为明显，构建起了以洛阳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成为东方地区著名的交通中心。此后，洛阳长期为都的传统，因地理位置优越成为八方荟萃的重要场所。相较于黄河文化中的其他地域文化，河洛地区地理位置使其远离北方草原民族的影响，所以其文化风貌以农耕文化为主，而不像其他地域文化或多或少的有草原文化的因素。这一现象在两汉以后仍然有较多的表现。其次，河洛地区自然环境优越，河洛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发生与发展的环境不同。河洛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与河洛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条件有关。从河洛地区地形的基本状况来看，处在中国地势由二级阶梯向三级阶梯过渡带。在河洛地区的山地主要是秦岭的余脉，太行山的余脉，也有黄河及其支流的冲积平原，如伊洛河平原，更多的是低山丘陵地区。这样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多种经济的发展，在河洛地区既有山地农业发展，更多的是平原地区农业的繁荣景象。不同的经济模式存在，使河洛地区在遭受自然灾害时能够在区域内相互救助，从而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也使河洛文化有了独特的生发环境。再次，河洛地区政治区位优越，使河洛文化在历史上长期走在黄河文化发展的前列。综观黄河文化各个地域文化可以发现，在黄河流域文明的起源中，黄河中下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的门槛。在这其中早期的文明标志如城池首先出现在河洛地区，如龙山文化时期在河洛地区发现数量颇多的城池遗址，在晋南所发现的陶寺遗址，有人认为是尧都平阳之所在。此后，夏代建都斟鄩、商都西亳及至周都洛邑，奠定了河洛地区政治的区位优势，使此后十余个朝代在洛阳建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的先河，影响极为深远。最后，河洛文化代表着国家文化，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文化。河洛文化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对周边地域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又因为长期为都的原因，河洛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文化，在与周边地区的国家和政权交往中，也将河洛文化传到这些国家和地区，根据以往的研究，河洛文化对中国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的国家和地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西北内陆，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建立起联系，从而将河洛文化也传播到西域地区。这种影响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进入了繁盛时期，并且因为朝代的更替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即每一个封建王朝在兴盛时期，河洛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呈现出繁荣景象，而到每一个王朝的衰落期，河洛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则陷于低潮。河洛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其独有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且河洛文化的内涵也呈现出与其他地区不一样的风格，这其实与河洛文化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河洛文化的概念学术界有多种表述方式，但其表达的都是河洛文化的内涵。如“一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是物质、制度、精神，三是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是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我曾经将河洛文化定义为：“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所存在的一切社会现象，是河洛地区社会化的过程及其结果。”但无论上述哪一种表述，都是根据河洛文化的主要内容而得出的，认为应当包含着以下内容，其一，河洛地区物质文明的形成及演变。其二，河洛地区精神文化的发扬及光大。其三，河洛地区制度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其四，河洛地区社会风俗对全国的影响。其五，河洛地区出现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其作品与人格魅力影响深远。这里所列举的五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河洛文化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内涵相比有其独特性，正是河洛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河洛文化历史地位的确定与其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先，河洛文化作为黄河流域诸文化的典型代表，领先性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特点。关于河洛文化领先性特点，学术界曾经从教育、思想与经济等层面做过论证，如果从河洛地区进入文明的文化遗迹进行考察，这一特点当更为明显。在龙山时代河洛地区的古城址主要有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新密古城寨、辉县孟庄、温县徐堡、博爱西金城、平顶山蒲城店等。在晋南襄汾发现的陶寺遗址，学术界认为是尧都所在，证实了史书所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历史。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遗址，虽然学术界多有争论，但传统观点认为是夏都斟鄩。此后，商都西亳、周初建洛邑的举措，均是在政治领域显现河洛地区具有领先性的明证。其次，河洛文化的传统性在洛阳长期建都的历史中也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在中国历史上，长安、洛阳长期作为都城的历史，既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与长期形成的建都传统有关。其三，河洛文化的开放性使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为己所用。众所周知，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河洛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在不断地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而使文化发展融入新的发展动力。其四正因为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河洛文化经历数千年而历久弥新，显现出其文化上的持久性，进一步巩固了河洛文化的历史地位。黄河流域自上游到下游分布着不同类型的地域文化，构成了黄河文化的多彩画面。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地域文化的风貌地方特色明显，在西部和北部边陲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多的受到来自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农牧业混合的经济方式。在黄河中游的河洛地区所产生的河洛文化因为北部和西部有相关地域文化作为天然屏障，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经济方式。正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使河洛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黄河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引领黄河文化发展的走向。河洛文化的丰富内涵也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作者简介：薛瑞泽，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文明教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古都学会理事，黄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洛阳市河洛文化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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